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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极权体制,企图把民众的一切都控制起来。极权专制的运作必须依赖法外手段:黑监狱、软禁、跟踪、窃听、酷刑、强迫失踪和政治株连。这就是形形色色的“黑监狱”层出不穷的深层原因。废除其中的一种两种,根本不影响这个超级“全控政体”的运转。
如果像小鲁这样的顶级二代人物彻底脱离体制,拒绝体制给与的任何利益,并且成为彻底的体制反对派的话,他们将立刻会被体制视为敌对者或颠覆者,他们将受到严厉打压甚至迫害,反过来,他们的影响将比同类的草根人物大出很多倍,名垂青史。可惜,中国目前还产生不了这样的人物。
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滥,因为党的领导就觉得“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造出某种社会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终于被体制抛弃。归根结底,范元甄也是一个制度的牺牲者。
中国政治的当务之急是尽早实现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的宪政转型以及与此相随的道德重建,这也是中国政治在经历了党国体制干扰近一个世纪之后,回过头来再补课,完成“古今之变”的历史任务。宪政转型的主旨,无疑是要解决政府权力来源或国家政权合法性问题。
千家驹“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甚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七日,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摔断一条肋骨,未死获救。
集权政治的错误判断在于,它总是低估人类的自然天性,低估人类追求自由和真诚信念的精神。利用国家机器实行“红色专制”的恐肺气氛和丧失自我的秘密警察体系违反人性。让民众们记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生活在惊弓之鸟的环境中,要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生活,就不能无视体制魔力下的罪恶。
张先痴在逆境中愈挫愈奋,战斗不息,奋笔疾书,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长篇巨著“格拉古三部曲”:《格拉古轶事》、《格拉古实录》、《格拉古梦魇》,是研究中国大陆1949年后中共当局对民众进行政治迫实况,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邓小平在改开中的地位是一回事,其人是非功罪又是一回事,而今改开潮水已退,狼藉毕现。过时的人居然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根于一个过时的权利圈,只能在矮子里面选高子。中国不会长期甘心于此,沉重喧哗的一页终将翻过去。
当局拿不出说服他们的像样理由,手里没有一面人们心悦诚服、甘愿舍身追随的旗帜。这类旗帜如今在李锐及其同道手里。公开打压他们,理不直,气不壮,不仅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反而会大失人心。更难办的是,李锐这样的离休老干部不求升迁,不怕处分,对党政体制内的利益无所求,对体制内的威胁亦无所惧。李锐先生及其同道的存在,实为中国之幸。
中国大陆民众怀念毛泽东,是个“愚民现象”。一个国家的愚昧民众一旦占绝大多数时,对于推动民主进程是个很大障碍。今天已非毛时代,今日已是高科技时代,互联网的出现已经彻底打破往昔的封闭局面,专制再想玩毛那一手已经不灵了,毛左现象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成不了正能量,迟早会作鸟散,愚民现象不会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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