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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访谈录:我亲历的政治迫害始末(图)

2019年04月23日

严家伟:俗话常说:“流年似水,百年易过”,不知不觉中我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已经把“人生七十古来稀”远远地抛在后面了。从这点上来讲,我是很幸运的——能够活到这样高龄。而且到了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正如陆游的: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这个“贫”字当然不是指“贫穷”,而是指衰弱。我把这个“贫”字改为“衰”——“更有人衰”。身体能保持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感到很幸运。


图片来源于访谈视频

但是,我所遭受的迫害和经历的艰难,真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是什么原因呢?起初,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祖父叫“严树森”,在光绪年间担任河南巡抚;我父亲担任过四川省青城县代理县长、征收局局长,中华民国时期,在二十四军旅部任过电务处长。后来,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弃政从商了。他们(我祖上)从未和共军交过战,与中共也没有任何过节或冤仇。但是,共产党来了以后,就是很多人常说的“解放”后。我不用(解放)这个词,就说49年以后,我们就成了暗中被人歧视的“贱民”。为什么说是“暗中”呢?因为1949年我才12岁,他们不好说我是地主份子啊什么的,但是就说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所以一直对我另眼看待。

我这一辈子,一直都受中共歧视,在普通人眼中也是“落后份子”,20岁以前都被视为“落后份子”。20岁以后,那就直接遭受政治迫害,而且时间相当长——从20岁一直到60岁。

1946年,丘吉尔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用“铁幕”来形容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就像铁桶似的,把人民围在里面。我从20岁到60岁就处在这个“铁幕”最黑暗、最危险的地方。

你遭受“反右”迫害是怎么开始的?

在我20岁那一年,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民间诗刊,叫做《星星诗刊》,很有名,主编是白航,其他的三个重要编辑有流沙河、石天河,另外一位暂时想不起来了。在那个时期,《星星诗刊》发表了一些作品,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打了些“擦边球”,其实也说不上什么“擦边球”,内容也就是些歌颂爱情、人性、勇敢等等。也就是发表了一些这样的作品,但当局对这些作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把歌颂爱情的诗歌扣上色情、肉麻,资产阶级、下流的帽子,但这些还不算什么。

后来,流沙河发表了一篇《草木篇》,他是借草木,托物起兴,抒发感情。比如他这样写白杨:“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也许一场风暴会把它连根拔起,但纵然死了,也不会把腰向谁弯一弯”。我们看这类表达,古往今来,可谓俯拾皆是。就是托物起兴,借物来比喻人的坚强性格,可是当时就被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遭到严厉的批判。那些所谓的批判其实就是谩骂,跟文艺批评毫无关系,甚至把他父亲也扯进来,说他父亲是什么地主,说他是地主家的少爷,这和写诗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就为流沙河抱不平,想就此进行反驳,就连夜写稿,向《四川日报》、《草地杂志》、《红岩杂志》写信,批驳那些批《草木篇》的人。结果,我这些信一写出去,到了六月份,“气候”突然一变——开始“反右”。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从中央到地方,这些人都在向党进攻。之前毛泽东所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些话看不见了,变成了“就是要引蛇出洞”(把我们比喻成蛇),“然后继而歼之”——把我们聚集起来加以歼灭。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之前所说的那些是为了引诱我们说真话。就这样,我们就被打成了所谓的“右派”。

被打成“右派”后,您又遭遇了什么?

被打成右派后就进行批斗,叫你认错嘛,他们让相识的人揭露我们的“错误”,那时,我常用收音机收听国外广播,最爱听“美国之音”和台湾的广播。台湾的广播有个名字叫“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这两个电台我最常听,广播有批评中共的内容。中共不是天天都在批评人家吗?天天都在批评美国、批评英国。你可以批评人家,人家也可以批评你,相互批评,这没有什么啊,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嘛,但是当时就有一个特别的罪名——收听敌台。

这个名字很奇怪,广播电台怎么叫“敌台”呢?你说人家是敌台,那你向人家广播,人家可不可以说你的广播也是敌台呢?但人家从来没说过你的广播是“敌台”啊!中共的广播是用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向其它国家广播的,可是我们都没过英国、德国、法国的任何人,因为收听中共的广播被判刑的。只有中共有“收听敌台”的罪名。

我当时就因为听了(广播)后跟熟悉的朋友聊起,结果被一些称为朋友的人把这些写成检举材料,揭发我,他们这一揭露,就说我收听敌台广播。当时“收听敌台广播”被认为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最高可以判到无期徒刑。他们还算“手下留情”——仅仅判了我十五年。

您当时是在哪里被判刑?

在四川省叙永县,我当时在石油部门工作,我所在的勘探队在叙永县。当地(叙永县)法院判了我十五年徒刑,判刑之后我被送到泸州专区监狱劳改。从此就走入了被中共“劳改犯”的行列里面。

我是在1957年8月10号被捕,一直到1958年8月31号被判刑。9月初被送到泸州专区监狱关押、劳改。

服刑期间您经历了什么?

十五年,从1957年被捕算起,到1972年。这期间先是关押在泸州专区监狱,1958年被送到古蔺新生煤铁厂(也是个劳改场)去“大炼钢铁”,当时正逢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

新生煤铁厂的“大炼钢铁”很快就谢幕了,然后我又被转到四川省珙县的芙蓉煤矿。

到芙蓉煤矿后就遇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另外三、四十个“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就又被送到四川南溪的四川省第四监狱,一直到1972年刑满出狱。

记得我刚被劳改不久,在古蔺新生煤铁厂那种夜以继日的“大跃进、放卫星”,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大跃进、放卫星”是什么意思。所谓“大跃进”就是让你一天到晚干活,一天最多能睡6-7个小时,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其他的时间都是在进行苦役式的劳动。而且生活环境也越来越坏,吃不饱,得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死亡率非常之高。

睡在我旁边的人,头一天晚上睡下第二天就叫不醒了。因为太累,营养又跟不上,血糖低,到了半夜就可能由于血压降低就死了,这样的事经太常见了,我有一次就差点死掉。

有一次我上厕所,起身的时候突然感觉眼前一黑,我当时就想这天怎么一下就黑了呢?然后就没有知觉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被人救醒。后来我才知道,幸好当时我倒地后被旁边的人拉起来停放在一个地方,才没有掉进粪坑里。当时的厕所没有像现在的抽水马桶,是那种粪坑,如果掉下去就被淹死了。

当时类似的情况太多了,如果没有人救我,昏迷不醒也就死了。所以我可以说是去了鬼门关一趟,那次我好像体会过死亡了。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我经历的一件恐怖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又被押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劳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了监狱附设的医院。医院负责给狱警和官员以及犯人看病,当时缺乏医务人员。我本来是学统计的,并没有学过医学,但是因为缺人手,需要找一些年青、有文化的人,所以就把我找去了,让我从事打针、换药的工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当护士,当时给我们的说法是“从事医务劳动”。

医院里人员的组成很特殊,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些医学专家、教授级的人士,在外面被打成“反动的医学权威”而被关押进来。由此,我跟着他们,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1972我刑满后仍然在这里工作一直到60岁,他们给了我一个所谓的“退休”。

您当时的刑期是到1972年,那时您才三十多岁,为什么到60岁才离开监狱?

这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记得1972年我刑满的当天,一名朱姓的劳改队官员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严家伟,明天你就满刑了,你有什么打算?”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我现在三十多岁,还年轻嘛,既然我已经满刑了,希望政府释放我出狱,我到社会上找份工作,自食其力。”

他听后哼哼冷笑道:“你想要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啊?趁早不要做这个梦!我告诉你:第一,你的罪行的性质是反革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你要是回到社会中去,人民群众是不欢迎你的;第二,在你改造期间,经我们各方面考察,你没有改造好,所以,我们决定:虽然你已经刑满了,但是我们依法给你带上反革命的帽子进行管制,对你实行强迫(制)留场就业。强迫留场或者强迫留队,继续进行思想改造。人民政府根据你的所长,我们把你按技术工种对待,每月付给你29块工资,所以你要很好地体会人民政府的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我当时听着,心里就在想,你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当时没有办法,你不可能不接受,你要是走,那就叫“摆脱无产阶级专政”,马上就可以根据这条(罪名)说你抗拒改造,给你继续加刑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句话的问题。就这样,我在监狱的医院里呆了下来。经过一、二十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想去哪里都没人接收了,就只能在那里继续呆下去。后来他们给一个所谓的退休,实际上叫“退养”,不叫退休,“退休”只是我说的。我退养一个月只能领到三百多,比当时的退休标准低了一半还多,实际上带有很大的歧视性,而且持续了很多年。

直到二零零几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一位和我有类似经历也是退养人员,随身带了一瓶汽油到成都春熙路上,当众诉说他遭遇的迫害,后期无法维持生计,说完就拿汽油倒在身上,自焚了。这件事通过网络传开了。在那以后,政府才对我们这批人实行补缴社保,之前我们没有社保,(政府)根本没管我们。补缴社保后,我们才得以领取社保退休工资,虽然是按极低的标准领取,但也比之前多了。所以很多人就说要感谢这位自焚死在了春熙路上的无名者。

当局曾为“反右”及“文革”受害者平反,您没有得到平反对您有什么影响?

文革结束后,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接着就开始了对冤假错案平反,我马上向原判决机关和石油部门(原工作单位)都进行了申诉。但他们都采取踢皮球的方式,于是我再去找原判叙永县法院,他们一查就查到了档案,然后就叫我一个月后再去。一个月后,一位黄庭长对我说:“你的案子我们看过了,你确实是说了一些骂共产党的话,因此我们觉得你有罪,还是要认,当然你那些话放在今天,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当时,那确实就是攻击党、就是攻击社会主义,今天的政策适合今天,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这句话好像是毛泽东说过,他就把这句话搬出来压我。听到这里我心里很不满,就问他:“请问黄庭长,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过去的政策适合过去,今天的政策适用于今天,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那么请问——把刘少奇打成资本主义走资派,是不是按照当时的政策打的?而且是党中央决定的,那他为什么又能平反呢?那不就是用今天的政策翻过去的案吗?他当时一下子就发火了,说到:“你有什么资格跟刘少奇相比?”我回答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刘少奇当然也是,在法律面前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是我的资格。”

后来,这个中级法院就来了个“留尾巴”的方式——就说:“当年判你刑,是有些出入,但是你也确实该负一些责任,就把你的刑期由十五年改成十年”。

我的刑期都服满了,你现在来改有什么用?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拖混过去。

您认为是什么导致你们的这些遭遇?

我觉得这个根源很简单——两个字就是:制度,制度或者叫做体制。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比如:当时要判我的刑,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我可以请律师,寻求法律援助,依法进行辩护。而且,在中共的任何一部法律里面,就没有“收听敌台”这条罪名,法律(刑法)里都没有这一条,你怎么可以判我的刑呢?这是一点。第二,决定一个问题的话,需要很多人讨论,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像一个法院院长我得罪了他,他就可以决定不给我改正(左右判决)。

如果是一个民主的体制、一个独立的司法体制,那就不会是某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说,造成我这些种种不幸的原因,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一党专制”,司法不能独立,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当权的官员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是白就是白,他说黑就是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有一点:在我们国家没有新闻舆论监督,在中国,哪一个报纸都是党领导的,它(中共)让怎么说(媒体)就怎么说,任何报刊都不敢有任何异议。民主国家把新闻媒体称为第四种权力,就是除了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中国三权不分立,都是党一统天下,一党专制,而且也没有第四种权力,媒体完全是党的喉舌,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的不幸,造成这么多的冤假错案。并不只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如此,甚至连刘少奇、邓小平都不能幸免。根本就是无法无天,在一党专制下(公权力)就无法无天。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现在的生活,这个词是什么?

就是两个字:失望。我真的感觉很失望,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对中国国内情况的失望,我们国家、人民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这些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是一小撮,就算5%吧,实际上不止。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经受了中共极权统治所造成的各种灾难,特别是1959年到1961年三年中,大量饿死人,可以说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一家一户地饿死、死绝。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人醒悟的比例仍然很低。哪一个上台就欢呼哪一个,毛泽东时代就是“红太阳、红太阳”,邓小平、刘少奇(毛时代)都遭骂。邓小平一上台又欢呼邓小平,哪一个上台就欢呼哪一个,薄熙来得势的时候就欢呼薄熙来。谁上台就欢呼谁,都是伟大的胜利,就没有看到中国一直在一党专制的漩涡里面打转,社会根本没有进步。很多人只看到现在吃饭比起过去好一些了,穿衣服啊等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一些了,他们没有去想,这根本不是中共的恩赐,是大家靠自己的勤劳而吃饱了饭,或者说是解决了温饱问题,这难道是中共的功劳吗?仅仅是中共暂时停止了胡搞、乱搞,这就叫功劳吗?大家连这一点都分辨不清楚,反而还说(中共)的政策好。所以啊,国人的觉悟令人失望。你看看东欧的人,和中国人相比就大相径庭,他们就不赞成一党专政,甚至你看委内瑞拉人民都发出了怒吼。

第二点是对国外的失望,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么糟糕,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因为缺少了国际上的压力,中共才会在侵犯人权方面越来越肆无忌惮。这些就是我对国内、国外情况失望的原因。

您刚刚讲到,无论是国内民众的觉悟程度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态度,都不乐观,但我们又看到您仍然在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发出声音,是什么支撑您持续努力的动力呢?

因为我始终相信——人民是(能够)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些作恶的事情是不能够永远持久的。

您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82岁,我觉得能够做这些事,虽然不能说感到满意,至少可以说没有白活,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力量。我特别希望年青人能够更多地觉醒起来,能够推动社会向前进步。你不发声,你面对一个极权统治的沉默,实际上你就是在助长它。蒋经国也不是个人发善心,他也是在国内国际的压力下,在人民的压力之下、在民进党的压力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下,他才放弃了权力,选择了走民主的道路。

您认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实现宪政民主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最好的方式还是让民众觉醒,只有群众的觉醒才能实现民主转型。需要他们起来抗争,我们要唤醒公民意识、聚集公民力量,才能促使中国向民主转型的道路上前进。否则的话,你要只是去盼望,是永远盼望不到的。另外,我们也不拒绝、不否认国际力量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援。所以,我们既要尽量唤起民众的觉醒,也要尽量争取国际力量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

您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有什么判断?

中国社会的走向,最终必将实现民主,民主宪政必胜。关键在于我们要有信心,不断地进行启蒙,启发民众的公民意识,只要民众有了公民意识,民众有了觉悟,中共极权专政就不可能长久。

结合您的经历,你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我们(遭受)的罪,就证实了这个体制的罪恶。同时,也向后来的人展示了极权专制是应该反对的,他们想要千年万年是不可能的,它的存在,就是人民永远的痛苦,必须改变这个体制才能解除这样的痛苦。

因此,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我们那一代人所付出的牺牲是完全值得的,就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老是把自己当成珍珠,就时刻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石子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我们这些千千万万右派和遭受政治迫害者,就是许许多多、千千万万颗石子,让众人把我们踩成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

以上文字根据对严家伟先生的访谈视频整理而成,相关视频将酌时发布。

中国公民运动网撰写
 

——转自中国公民运动网(2019-04-0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59期,2019年4月12日—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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